建武记不得自己是什么时候“诞生”的。

就像舰娘们谈论起自己的“初始记忆”时那样模糊——是钢铁的寒意？是海水的咸涩？还是指挥官第一眼的温度？但建武记得别的。记得更早、更混乱、不属于舰娘该有的东西。

九岁的建武蹲在工地的水泥管子里，耳朵贴着冰冷的管壁。管道的另一端传来父亲的声音，像被砂纸打磨过又泡了白酒的砂砾，正用她听不懂的方言咒骂着什么。

“姓张他妈的！工期！工期！甲方那群狗日的要我们三天做完一层！钢筋都没扎完！”

然后是男人们稀稀拉拉的笑声，有人用更土气的方言回嘴：“王工头，急啥子嘛，反正又不会死人，慢点就慢点咯。”

父亲的声音忽然低了，变成一种粘稠的威胁：“李老三，你上个月跟刘老四一起去找洗头妹的钱，是从哪里来的？要不要我跟嫂子说说？”

笑声戛然而止。

建武挪了挪蹲麻的脚，透过水泥管的缝隙往外看。下午四点，工地的太阳斜得能把影子拉得像橡皮筋一样长。父亲站在未完工的二楼楼板上，手指着下面几个蹲着抽烟的男人。那些男人——李叔、刘叔、还有几个她记不住脸的——低着头，烟灰掉在水泥灰里，像死掉的虫子。

母亲的声音从铁皮屋那边飘过来，带着收音机里邓丽君的尾音：“建武——吃饭了——”

建武没动。她知道母亲的“吃饭了”是某种信号。父亲的工程车刚开出去，说是去甲方那里“沟通”。母亲的声音里有一种轻快的、绷紧的弦音，建武已经学会了分辨。

果然，母亲换了一身衣服。那件红色的确良衬衫是去年过年时父亲买的，领口开得比平时低。她对着铁皮墙上那块裂了缝的镜子涂口红，口红是粉红色的，涂上去像刚吃了猪油。建武看着她，母亲从镜子里看到女儿的眼睛，动作顿了一下。

“看什么看？做作业去。”母亲说，但语气不凶。

“作业做完了。”建武说。

母亲没再理她，涂完口红，又往耳后抹了点花露水——家里唯一能算香水的东西。然后她拿起那个黑色的人造革小包，踩着一双塑料凉鞋出了门。凉鞋的后跟打在泥地上，啪嗒，啪嗒，声音越来越远。

建武走到镜子前。镜子里是个瘦小的女孩，头发枯黄，扎着两根不对称的辫子。她盯着自己看了一会儿，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抿了抿嘴唇。

铁皮屋外传来男人们的哄笑。是刚才被父亲骂的那几个。他们聚在工地的水龙头边，光着膀子冲凉。水浇在晒得黝黑的背上，溅起一片水雾。李叔一边冲一边哼着不成调的歌：“妹妹你坐船头哦——哥哥我岸上走——”

刘叔忽然压低声音：“晚上还去不？”

“去个屁，王工头都知道了。”

“他知道个球，他比我们玩得花。上回那个穿蓝裙子的，看到没？听说是有老公的，在纺织厂上班。”

“啧啧，还是工头会玩……”

水声哗啦啦的，盖住了后面的话。但建武听到了“玩”这个字。她听过很多次了。父亲说“今晚有事，不回来”，是去“玩”。母亲说“去跳舞”，也是“玩”。男人们凑钱，三五成群地溜出工地，是去“玩”。“玩”的地点有时叫“发廊”，有时叫“录像厅”，有时就是某间没人住的毛坯房。

建武走回屋里，掀开锅盖。锅里是中午剩下的面条，已经糊成一团，漂着几点油星和白菜叶。她盛了一碗，坐在门槛上吃。面条很咸，盐放多了。工地的饭总是很咸，父亲说“吃咸了有力气”。

太阳完全沉下去的时候，父亲回来了。他喝醉了，脚步踉跄，但眼睛很亮。跟他一起下车的还有个女人，不是上次那个卷发的，这个更年轻，扎着马尾辫，穿着白衬衫和蓝色的确良裤子，裤腿笔挺。

女人看了建武一眼，眼神很快飘开，像怕沾上什么脏东西。

父亲拍了拍建武的头：“叫阿姨。”

建武低着头，盯着女人脚上的白色塑料凉鞋——和母亲那双很像，但更新。“阿姨。”

女人没应，只是对父亲说：“你女儿啊？”

“嗯，丫头片子。”父亲说着，揽着女人的腰往屋里走。铁皮门砰地关上。

建武继续坐在门槛上。天完全黑了，工地上的照明灯亮起来，招来一群飞蛾。铁皮屋里传来声音——床板的吱呀，父亲粗重的喘息，女人压抑的、像哭又像笑的呜咽。建武数着飞蛾撞灯的次数，一、二、三……数到四十七的时候，声音停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。女人走出来，头发有些乱，衬衫的下摆没完全扎进裤腰。她快步走到父亲的工程车旁，父亲追出来，塞给她一卷东西。女人推搡了一下，还是接过来，塞进包里。车子发动，开走了。

父亲站在黑暗中点了支烟，火星明明灭灭。他看到门槛上的建武，愣了一下。

“还没睡？”

“等妈。”建武说。

父亲抽烟的动作停了停。“你妈……今晚可能不回来了。”

“哦。”

父亲走进屋，很快传来鼾声。建武还是坐在门槛上。午夜时分，母亲的脚步声回来了，啪嗒，啪嗒，比出门时慢一些，重一些。她身上有烟味，还有另一种建武说不出的、甜腻的香味。

母亲看到建武，吓了一跳：“你怎么还不睡？”

“等你。”

母亲沉默了。她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蹲下来，抱住建武。母亲的怀抱很软，很暖，但建武闻到她脖子上有陌生的、男人的汗味。

“以后别等了。”母亲低声说，声音有点哑，“妈没事。”

那天晚上，建武做了个梦。梦里有很多管道，水泥的、钢铁的、塑料的，互相连接，蜿蜒如肠。液体在管道里流动，有时是水，有时是浑浊的白色黏液。管道外壁沾着污渍，像地图上的国界。她在管道里爬，找不到出口。

十二岁的建武开始明白一些具体的事。

比如“洗头妹”是什么。工地东边隔两条街，有几家挂着彩色灯箱的发廊。白天关着门，晚上亮起粉红色的灯。有时工地的男人会成群结队地去，回来时脚步虚浮，脸上有种餍足的、空虚的表情。他们会凑钱，你五块我三块，像凑钱买酒一样自然。

比如民工的老婆们。有些女人会从老家过来，在工地附近租个便宜的房子，给男人做饭洗衣。但工钱总是不够花，孩子要学费，老人要药费。于是有些女人会“帮忙”。建武见过一次——李叔的老婆，一个脸颊上有高原红的瘦小女人，在放建材的仓库角落里，被三个男人围着。男人们递给她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。女人接过钱，攥在手心里，攥得很紧，指节发白。然后她开始解衣服扣子。

建武躲在砖堆后面，透过缝隙看。她看到女人干瘪的乳房，看到男人们粗糙的手在上面揉捏，看到女人闭着眼睛，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线。看到其中一个男人撩起女人的裙子，露出两条细瘦的、晒黑的腿。看到男人脱下裤子，压上去，女人身体一颤，喉咙里发出像被掐住脖子的声音。

另两个男人在旁边等，一边等一边抽烟聊天，说今年的工钱能不能按时发。好像眼前发生的只是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的事。

建武数着时间。第一个男人大概五分钟，第二个差不多，第三个好像快一点。结束后，男人们提起裤子，拍拍身上的灰，走了。女人还躺在地上，裙子掀到腰际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坐起来，整理衣服，把那张十块钱小心地折好，塞进内衣里。

她站起来时，腿有点抖。然后她看到了砖堆后面的建武。

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碰了一下。女人先是惊慌，随即变成一种麻木的、破罐子破摔的坦然。她没说话，只是拍了拍裙子上的灰，低头快步走了。

建武从砖堆后面走出来。地上有几团用过的卫生纸，黏糊糊地沾着灰。她盯着看了一会儿，抬脚踢了点土盖上。

那天晚上吃饭时，李叔也在。他端着碗蹲在工棚外，大口扒拉着面条。有人开玩笑：“李老三，你老婆今天来了？”

“来了，送了点腌菜。”李叔头也不抬。

“就送腌菜？没干点别的？”几个人哄笑起来。

李叔也笑，笑得有点勉强：“去你妈的，吃饭都堵不住嘴。”

建武端着碗，坐在不远处的小凳子上。她看着李叔的侧脸——黝黑，粗糙，眼角堆着皱纹。这个男人今天下午在仓库里，把十块钱塞给妻子，然后压在她身上。现在他蹲在这里吃面条，谈论着腌菜。

建武忽然想笑。她觉得这一切很滑稽。这些男人，这些女人，像某种奇怪的动物。雄性发情了，就找个雌性交配，完事后各走各路。雌性得到一点食物或者钞票，雄性得到几分钟的快感。然后他们继续干活，吃饭，睡觉，周而复始。

就像工地附近那些野狗。公狗骑在母狗背上，抖几下，完事就跑。母狗茫然地站一会儿，然后继续翻垃圾堆找吃的。

有什么区别呢？建武想。唯一的区别是，狗不会用钱。

十四岁那年，建武目睹了最完整的一次。

不是偷窥，是偶然撞见。工地的项目快结束了，父亲忙着催进度，连着三天没回家。母亲也连着三天晚上出门。第三天晚上，建武被尿憋醒，去工地的简易厕所——那只是一个用木板围起来的坑。

在厕所外，她听到了声音。

从旁边的工具棚里传来的。是母亲的声音，还有另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不是父亲。建武认得那声音，是工地上的电工，姓陈，三十多岁，说话带点南方口音。

工具棚的门没关严，留着一条缝。月光从缝隙漏进去，照亮里面一小块地方。建武从缝里看进去。

她看到母亲背对着门，跪在地上。陈电工站在她面前，裤子褪到膝盖。母亲的脸埋在他腿间，头发随着动作晃动。陈电工一只手按着母亲的后脑，另一只手撑着墙，仰着头，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呻吟。

建武一动不动地看着。她看到月光在母亲头发上跳动，看到陈电工腿上的肌肉绷紧又放松，看到他的臀部有节奏地前挺。她听到吮吸的声音，湿漉漉的，像在吃什么东西。

过了几分钟，陈电工的身体猛地绷直，一声低吼。他维持着那个姿势几秒钟，然后慢慢松手。母亲抬起头，用手背擦了擦嘴，然后吐了口唾沫。唾沫在月光下闪着微光。

陈电工提起裤子，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递给母亲。母亲接过，借着月光看了看，塞进口袋。

“下次……什么时候？”陈电工问，声音还有点喘。

“看我心情。”母亲站起来，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服。她的语气很平淡，像在谈论菜价。

陈电工讪笑了一下，先离开了。母亲在工具棚里站了一会儿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钞票——借着月光，建武看到是绿色的，应该是五十块。母亲盯着钞票看了几秒，然后把它折好，塞进胸罩里。

她转身准备离开时，目光扫过门缝，忽然僵住了。

建武没有躲。她站在月光下，看着母亲。母女俩隔着一条门缝对视，空气像凝固的水泥。

母亲的脸上先是一片空白，然后迅速涌上惊慌、羞耻、愤怒，最后定格为一种疲惫的、破罐子破摔的冷漠。

“看到了？”母亲问，声音干涩。

建武点点头。

母亲走出工具棚，关上门。她站在建武面前，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十四岁的建武已经差不多和母亲一样高了。

“不要说出去。”母亲说，不是命令，更像是请求。

“我不会。”建武说。

母亲盯着她看了很久，似乎在判断这句话的真假。最后她叹了口气，伸手想摸建武的头，但手在半空中停住了，转而拍了拍自己的衣服。

“回去睡觉吧。”母亲说，转身往铁皮屋走。

建武跟在她身后。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，影子时而交叠，时而分开。建武看着母亲的背影——那个刚才跪在地上的背影，现在挺得很直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回到屋里，母亲去水龙头边漱口，一遍又一遍。建武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假装睡着。她听到母亲轻手轻脚地躺下，听到她长长的、压抑的叹息，听到她在黑暗中翻来覆去。

建武忽然开口：“妈。”

母亲的身体僵了一下。“嗯？”

“五十块……很多吗？”

沉默了很久。久到建武以为母亲睡着了。

“够你一个月的午饭钱。”母亲的声音在黑暗中传来，很轻，像羽毛。

“哦。”

又是沉默。然后母亲说：“睡吧。”

建武闭上眼睛。她脑海里反复回放刚才看到的一幕——月光，晃动的头发，绷紧的腿，绿色的钞票。她把这些画面拆解，重组，像拼图一样。然后她得出一个结论：

性，原来是一种工具。可以用来换钱，换食物，换便利。可以用来控制别人，也可以用来逃避什么。男人需要它，像需要吃饭喝水一样自然。女人可以提供它，换取生存所需。

很简单，很原始，很有效。

建武觉得这挺有意思的。就像一个游戏，规则很直白：男人出钱（或别的资源），女人出身体，各取所需。游戏结束后，各自回归日常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

她开始观察更多。观察父亲的小三们——那些“有夫之妇”们，她们通常穿着得体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和父亲约会时会注意避开熟人。她们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不是现金，可能是布料、化妆品、或者帮她们的丈夫安排工作。这是一种更隐蔽的交易。

观察工地的男人们。他们谈论女人时，语气像在谈论猪肉的肥瘦。这个“够劲”，那个“太松”，另一个“活儿好”。他们把性变成一种可以比较、可以评价的商品。

观察母亲。她越来越频繁地夜出，越来越不在乎建武是否知道。有时她会在电话里和不同的男人调情，声音甜得发腻。挂掉电话后，表情立刻恢复麻木。

建武把这些观察都记在心里，像记数学公式一样。她开始理解其中的规则：

性可以交换物质资源。

交换越隐蔽，双方的社会形象越安全。

男人总是需要性，就像需要排泄。

女人可以利用这种需要获利。

获利后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以维持表面的“清白”。

很简单的规则。建武想，如果她将来需要钱，或者需要别的什么，也许可以试试这个游戏。

十六岁生日那天，建武遇到了第一次“机会”。

工地上来了个新人，是甲方派来的监理，姓赵，二十七八岁，戴眼镜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。他在工地上巡视时，总是多看她几眼。

建武感觉到了那种目光。她知道自己长得不差——虽然瘦，但四肢修长，皮肤因为常在户外而呈小麦色，眼睛像母亲，大而黑。她开始故意在赵监理路过时出现，有时是打水，有时是“路过”。

一天下午，赵监理叫住她：“你是王工头的女儿？”

“嗯。”建武低着头，用脚尖蹭着地上的土。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十六。”

“还在上学吗？”

“嗯，高中。”其实是职高，但建武说了高中。

赵监理点点头，递给她一瓶没开封的矿泉水：“天热，多喝水。”

建武接过水，手指“不小心”碰了他的手一下。赵监理的手指抖了抖。

从那天起，赵监理经常“偶遇”她。有时给她带瓶饮料，有时是几块巧克力。建武都收下，每次都说“谢谢赵哥”，声音轻轻的。

一个月后，工地因为材料问题要停工几天。大部分工人都放假了，父亲也回老家办事。母亲说要去邻市看亲戚，其实是去见某个男人——建武偷看了她的车票。

赵监理打电话到铁皮屋——工地上只有这部电话。他说有些图纸需要核对，问建武能不能帮忙找一下父亲的文件夹。

建武说好。

下午两点，赵监理来了。他穿着衬衫西裤，头发梳得整齐，身上有淡淡的香皂味。建武穿着最干净的一件T恤和牛仔裤——洗得发白，但合身。

文件夹其实很容易找到。赵监理翻看着图纸，眼睛却不时瞟向建武。屋里很安静，只有电扇嗡嗡转动的声音。

“那个……你一个人在家？”赵监理问，声音有点紧。

“嗯，爸妈都有事。”

“不怕吗？”

“习惯了。”建武说，走到电扇前，让风吹起她的头发。她背对着赵监理，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自己背上。

沉默了几分钟。然后建武转过身，看着赵监理：“赵哥，你热吗？要不要喝点水？”

赵监理的喉结滚动了一下。“好。”

建武去倒水，手“不小心”抖了一下，水洒在胸前。T恤湿了一小片，贴在皮肤上。她轻呼一声，用手去擦。

赵监理站起来，快步走过来：“没事吧？”

两人的距离很近。建武能闻到他身上的汗味——紧张的汗味。她抬起头，看着他的眼睛：“赵哥……”

后面的发展顺理成章。赵监理的手搭上她的肩，很轻，像怕碰碎什么。建武没有躲。他吻她，吻得很笨拙，牙齿磕到她的嘴唇。建武闭上眼睛，回应着，手慢慢环上他的脖子。

他们倒在父亲的床上——那张父母睡了很多年的床。赵监理很急，但动作还算温柔。建武感到疼痛，但可以忍受。她看着天花板上一块漏雨留下的水渍，形状像一只鸟。

整个过程大概十分钟。结束后，赵监理瘫在她身上喘气，然后猛地惊醒似的弹开，脸上满是慌乱和愧疚。

“对不起……我……我不知道怎么会……”

建武坐起来，用被子裹住身体。她看着赵监理慌乱地穿衣服，手指都在抖。等他穿好，她才开口，声音平静：

“赵哥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”

赵监理看着她，眼神复杂——有愧疚，有后怕，还有一丝残留的欲望。

“但是，”建武继续说，“我下学期的学费还没交。我爸最近工程款没结，家里……”

她停住了，看着赵监理。

赵监理愣了几秒，然后明白了。他从钱包里掏出几张百元钞票，数了数，一共六百块，放在床边。

“够吗？”他问，声音干涩。

建武看了一眼钱。“够了，谢谢赵哥。”

赵监理如释重负，又好像更沉重了。他匆匆离开，脚步声远去。

建武在床上坐了很久。下身还在疼，有黏腻的感觉。她慢慢起身，去水龙头边清洗。冰凉的水冲在皮肤上，让她打了个寒颤。

回到屋里，她拿起那六百块钱。钞票很新，散发着油墨味。她把钱一张张展平，叠好，塞进枕头套里。

然后她躺回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鸟。心里没什么特别的感觉——没有羞耻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悲伤。只有一种确认：

游戏规则是对的。

性可以换钱。很简单。

她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。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画面——母亲在工具棚里跪着的背影，李叔老婆攥着十块钱的苍白的手，父亲那些小三们得体的笑容，洗头妹们粉红色灯光下的影子……

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，旋转，融合，最后变成一片混沌的、温暖的黑暗。建武沉沉睡去。

梦里，她还在那些管道里爬。但这次，她看到光了。管道尽头有光，金红色的，像早晨的太阳。她朝着光爬去，越来越快。

两年后，建武十八岁，职高毕业。

父亲的项目彻底烂尾了——甲方跑路，工程款要不回来。工地被查封，工人们作鸟兽散。父亲欠了一屁股债，整天喝酒，喝醉了就打母亲。

母亲已经不怎么回家了。她在城里租了间小房子，据说跟了个开五金店的男人。偶尔回来，也是拿点东西就走，不和父亲多说一句话。

建武收拾行李的那天，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，头发白了一半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他问，声音沙哑。

“城里。”建武说。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找工作。”
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：“拿着。”

建武看着那两张皱巴巴的钞票，没接。“你留着吧。”

父亲的手悬在半空，最后慢慢收回去。他低下头，继续抽烟。

建武背起背包——里面只有几件衣服，枕头套里的钱（包括那六百块，加上后来从别的男人那里“赚”的，一共三千多），还有一本日记。她走到门口，停了一下。

“爸。”

父亲抬起头。

“少喝点酒。”建武说，然后转身离开。

她走出工地，走上那条通往城里的土路。路两边是荒草和垃圾堆，远处有高楼正在建起，塔吊像巨人的手臂在天空移动。

建武走得很慢。阳光很烈，晒得地面发烫。她想起很多事——想起水泥管子里的童年，想起月光下的工具棚，想起赵监理慌乱的脸，想起母亲在黑暗中叹息的声音。

这些记忆像电影胶片一样在脑海里播放，一帧一帧，清晰又模糊。

她走到公交站，等去城里的车。站牌旁边有个小卖部，老板娘正在看电视。电视里在放《碧蓝航线》的广告——少女们穿着舰装，在海面上战斗，笑容灿烂。

建武盯着屏幕看了很久。那些少女真干净，真明亮，像另一个世界的人。

公交车来了。建武上了车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子发动，工地渐渐消失在扬起的尘土里。

她打开背包，拿出那本日记。翻开最后一页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，是她昨晚写的：

“我长大了。游戏开始了。”

建武看着这行字，看了很久。然后她合上日记，看向窗外。

窗外，城市的天际线越来越近。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霓虹闪烁。一个新的世界，新的游戏场。

建武的嘴角慢慢扬起，一个很淡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微笑。

公交车驶入城市的阴影，将工地、铁皮屋、水泥管，还有那些关于性和交易的童年，统统抛在身后。

前方，是光。

————建武进城的第一夜，是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肯德基里度过的。

她背着背包走进明亮的餐厅时，已经是晚上十一点。白天的暑热还未散尽，空调冷气扑面而来，让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店里人不多，角落里有个流浪汉在睡觉，几个年轻人边吃炸鸡边打游戏。

建武点了最便宜的甜筒，花了两块钱。她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慢慢舔着冰淇淋，看着窗外街道上的车流。霓虹灯牌一块接一块地亮着——足浴、网吧、手机维修、成人用品。红绿蓝的光交织在一起，倒映在玻璃上，像一幅廉价的抽象画。

冰淇淋很甜，甜得发腻。建武吃完后，把包装纸叠成小方块，放进背包侧袋。她需要在店里待到天亮，然后去找工作。

背包里有三千七百四十二块钱，是她全部的家当。其中六百块来自赵监理，剩下的来自工地上的其他男人——电工、材料员、甚至一个来探亲的甲方儿子。每一次交易她都在日记里记下：时间、地点、对方身份、得到什么、感受如何。日记本现在很厚了，用橡皮筋捆着。

凌晨三点，建武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她梦见自己还在那辆公交车上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永远到不了站。

第二天早晨，建武在公共厕所洗了脸，换了件干净T恤。她走进第一家看起来招人的店——一家手机卖场。

“招销售，底薪八百加提成，包住。”柜台后的女人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我应聘。”建武说。

女人抬起头，打量她。建武今天穿的是最好的衣服：一件米色短袖衬衫，黑色长裤，都是母亲留下的，稍微有点大，但还算整洁。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十八。”

“学历？”

“高中毕业。”

“有经验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女人又看了她一眼，这次更仔细些。建武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在自己脸上、胸前停留。最后女人说：“试工三天，没工资，管饭。合格了就留下。”

“好。”

手机卖场的工作比想象中累。每天站九个小时，不停地说“欢迎光临”、“这款手机支持双卡双待”、“现在办卡送话费”。建武的话不多，但学得很快。她观察其他销售员怎么说话，怎么察言观色，怎么把最贵的手机卖给最不需要的人。

第三天下午，店长——一个四十多岁、头发梳得油亮的男人——把她叫到仓库。

“小武啊，这三天表现不错。”店长笑眯眯地说，递给她一瓶矿泉水。

“谢谢店长。”

“不过呢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这行竞争激烈。”店长走近一步，建武闻到他身上的古龙水味，太浓了，有点呛人。“想留下来，得有点‘特别’的表现。”

建武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店长的目光在她领口处扫了一下。

“晚上我请你吃饭，咱们聊聊转正的事。”店长说，手很自然地搭在她肩上。

建武的肩膀僵了一下，但没有躲开。“好。”

晚饭是在一家小火锅店吃的。店长点了很多菜，还要了啤酒。他不停地说自己的奋斗史，说他在这个城市打拼多少年，说他有关系有人脉，可以“照顾”建武。

建武小口吃着菜，偶尔点头。她看着店长那张因酒精泛红的脸，想起了工地上的男人们——同样的眼神，同样的说辞，只是场景从铁皮屋换到了火锅店。

吃完饭后，店长说去“醒醒酒”，带她进了一家快捷酒店。

房间很小，一张床，一台电视，空气里有股消毒水的味道。店长关上门，立刻抱住她，嘴往她脸上凑。

建武没反抗，也没回应。她像一具木偶，任由店长脱她的衣服。店长的动作很急，很粗鲁，吻得她嘴唇发疼。当他进入时，建武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处污渍，数着上面的斑点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

店长很快结束了，喘着粗气瘫在她身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爬起来，去浴室冲洗。建武躺在床上，感觉到腿间有液体流出来，温热的，黏腻的。

店长出来时，已经穿好了衣服。他点了支烟，从钱包里掏出两百块钱，放在床头柜上。

“明天去店里签合同。”他说，语气恢复了店长的威严，“底薪给你加两百，好好干。”

建武坐起来，用被子裹住身体。她看了一眼那两百块钱——比工地上的男人大方些。

“谢谢店长。”

店长点点头，走了。关门声在走廊里回响。

建武下床，走进浴室。镜子里的女孩头发凌乱，嘴唇红肿，脖子上有吻痕。她打开水龙头，用冷水洗脸，一遍又一遍。然后她开始清洗身体，手指探入体内，把残留的精液抠出来。液体在水流中变成乳白色，然后消失在下水道里。

洗完后，她回到房间，拿起那两百块钱。钞票很新，是红色的毛爷爷。建武把它和背包里的钱放在一起，然后从背包里拿出日记本。

她用圆珠笔写道：

“8月17日，手机卖场店长。快捷酒店。200元。用时约15分钟。疼，但可以忍受。得到工作。规则验证：性可以换工作机会。”

写完后，她合上日记，躺在床上。窗外传来城市的夜声——汽车喇叭、警笛、远处工地的机械声。这些声音和工地上的不一样，更密集，更冷漠。

建武闭上眼睛。明天要签合同了，有工作了，可以留在城市了。

但她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

手机卖场的工作做了三个月。建武的销售业绩不错，她话不多，但眼神准，能看出来哪些顾客是真的想买，哪些只是看看。她长得也讨喜，不少男顾客愿意在她这里成交。

店长经常“关照”她。有时是下班后“开会”，有时是“陪客户吃饭”。每一次，建武都去，每一次，结束后店长都会给她一点“补贴”——有时是现金，有时是店里处理的小礼品。建武都收下，不说谢谢，也不多话。

同事们看她的眼神渐渐变了。女同事们背后议论：“狐狸精”、“靠脸上位”。男同事们则半开玩笑半试探：“小武，店长对你真好啊。”

建武不理他们。她每天早上七点起床，坐公交去店里，站九个小时，下班后去街边摊吃五块钱的炒粉，然后回宿舍——那是店长租的一套房，住了六个女员工，上下铺，拥挤但便宜。

三个月后，建武辞职了。店长很意外：“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走？”

“想换个环境。”建武说。

店长脸色不太好看，但没强留。结工资时，他少给了两百块提成，建武也没争。

离开手机卖场的那天，建武去了商场，买了几件新衣服。她花了两百块——这笔钱原本是店长上周给她的“补贴”。衣服不算高档，但剪裁合身，颜色也衬她的肤色。她还在化妆品专柜前停留了很久，最后买了一支口红，豆沙色的，三十五块。

回到宿舍，她在公共浴室的镜子前试了口红。淡淡的颜色，让她的嘴唇看起来柔软而饱满。建武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想起了母亲涂口红的样子。

那天晚上，她在网上投了十几份简历。大部分石沉大海，最后有一家服装厂通知她去面试。

服装厂在城郊，厂房很大，机器声震耳欲聋。流水线上坐着几百个女工，低着头缝纫、剪线、熨烫。空气里飘着布料的纤维和胶水的味道。

面试很简短。工头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眼神犀利，说话像打枪：“十八？能熬夜吗？一个月休两天，包吃住，计件工资，做不做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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